天窗

我在毛澤東去世那天出生。那一天的死亡人數是三千二百人，福建省。有含冤的，有枉死的，有意外，有病亡。我不知道自己是哪一個的轉世，或者，不是那天死去的人的轉世。母親說，你出生時風平浪靜，沒有異象。所以我也不是被選中的細路，沒有使命需要背負，只是就這樣出生了，在中國南方的小鎮。在這個小鎮出生的人，許多都在外浪蕩，日本、菲律賓、馬來西亞、汶萊、新加坡，甚至終其一生再沒有回來過。

柏丞說他也離鄉別井。他租住在山上的狹小單位裡，幸好只是一人。睡房只放得下單人床，燈關掉後他便坐在窗台上往外望。「燈光璀璨，很漂亮。」他說，只是太寂寞。

我們的第一次相遇從沒有發生。那時我是左報副刊的實習生，甚麼也不懂。公司來了幾個大嬸，坐滿了日常開會的玻璃房，會議桌上與地上堆滿了還帶著乾涸泥土的水仙頭，臨時請的大嬸們說說笑笑，每人手裡拿著小刀，一眨眼便處理好一個水仙頭。農曆年又快到了。柏丞碰巧看見中資公司的過年準備，不知道他是欣賞還是覺得好笑，抑或認為看見了活生生的人情。他來面試，主管便在尚未有人回來的新聞部找了個角落與他面對面坐下。我穿過一張張辦公桌走到副刊部，沒有看見他們。但我們都知道，柏丞不會有機會。

那一年的副刊很忙碌。距離七月一日還有不到半年，系列式的回歸專題陸續推出。左報與左報之間競爭激烈，唱好與唱好之間競爭激烈。人心與人心之間競爭激烈。

部門人手不足，我的實習期由三個月延長至半年，負責訪問不同行業從業員談他們對回歸後的展望，還記得有一個製造業的老闆，據說是甚麼名人，但我現在已連他的名字都忘記得一乾二淨，說回歸後他們在內地開廠，應該可以享有更多的優惠。我本來寫的是「大陸」，主管說，「大陸」是台灣人才用的，我們要寫「內地」。我便改。這樣的訪問很沉悶，我還是喜歡訪問明星，問他們看甚麼書，達明一派的黃耀明說他不看書，一看書便頭痛，他只看雜誌。汪阿姐說，回歸是一件光榮的事。

逢周末上班，星期一至五上學。「媒體寫作」課程的老師與主管相熟，便薦我來實習。主管看了我的履歷，在我上班的第一天便說：「其實我很早便已認識你。」我嚇了一跳。他又說：「你不是福建中學畢業的嗎？」我說是，履歷表裡也有寫。他說：「你中三那年投來文藝版的一篇稿，我便是編輯。」我想來想去都想不出有這一件事，後來才記起班主任曾把作文功課拿去投稿。

「呀。謝謝登我的稿。我還記得班主任很開心地幫我做了剪報。但好像一直沒有收到稿費。」我說，主管的樣子有點尷尬：「不會吧？沒有可能的。」他一如所料沒有請柏丞。

為甚麼要來左報面試？我問他。他說，那是他想做的媒體。一九八九年報章社論開天窗，他在圖書館看到這些資料，只覺得熱血沸騰。即使那已是多年前的事，柏丞說，他相信左報的基因裡，仍然存在著同樣的熱血，理想比起其他東西都要來得重要。那時候我還甚麼都不懂，更無法告訴他即便是參與開天窗的編輯群中，也有人後來極力為自己開脫，不敢承擔責任。熱血的基因裡，同樣有著承擔乏力的血統。

後來柏丞到電台工作，也做回歸專題。商人怎樣，留港的外國人怎樣，回流的香港人怎樣。生活不下去呀。回流的人說。

我說這樣的故事主管會很喜歡。因為害怕而移民，終於還是要面對事實回到香港，成為拿著外國護照的香港人。

我問柏丞為甚麼回歸後不回台灣。他摸了摸頭：「回不去了。」要回去很難嗎？住滿七年後他拿了身份證，我說部門裡也有同事在考慮是不是要領取香港身份證。要領取，同事便得放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戶籍。「大陸不允許雙重國籍。」終於他還是放棄了當中國人。

柏丞不關心回歸後是否依舊繁榮，只想了解每一個人的生活。那些回流的人都苦兮兮的，除了是當大老闆的，以前是公司中高層的那批，這麼一走，再回來只能當以前自己下屬的下屬，好運些的，是平起平坐。妻女在外國，自己在香港忍受位置的下調，應該很抑鬱。那一年他認識了幾個精神科醫生，也有自己開業提供心理輔導的，聽了不少糊了名字的挫折與抑鬱。他也跟醫生說他的掙扎。這些他都沒有跟我說。

其實他跟我說了，我又可以怎樣。最大的可能便是笑著推他出門：趕快回台灣，你還有身為人子應負的責任。

身為人子，我沒有責任可負，就如我的出生沒有任何使命。

抑鬱的時候我會找國竣。「你知道這是甚麼嗎？」中三那年他從印尼來香港讀書，與我同班。放學後到他家裡作客，他神神秘秘地從抽屜深處掏出一個小盒子，打開，有白色粉末。「甚麼？」「試下便知。」他笑口兮兮。

國竣的家鄉也是福建，所以在福建中學讀書。但他沒回過福建，福建話也說得不好，不像劉全，一個菲律賓來的同鄉，上學時最愛說福建話。

我在學校不說福建話，所以與劉全不熟悉。但我還是試了少許。國竣笑得很開心，先示範給我看。我跟著做，然後笑起來。甚麼事也沒有發生，沒有精神亢奮，沒有幻覺，沒有如在雲霧中的感覺。

「是嗎？」國竣湊前來，盯著我的眼看。他的鼻子很近，呼吸噴在我臉上，我覺得心跳加速。

我們玩到深夜國竣媽媽還沒有回來。他與媽媽兩個來香港，爸爸留在雅加達工作。「她常是這樣。」國竣不以為然地替我抹澡，然後又壞笑：「要不要試些刺激的？」我說我要回家了，他一臉落寞。「明天放學再來。」我說，他便又天真地笑起來。

我說柏丞可能要回台南結婚，他說，你怎麼辦？我說還可以怎麼辦，難道去做變性手術？就算我變了性，也生不了仔。他哈哈笑，拋個小瓶過來：「不要想太多，我們玩些刺激的。」他在插進來的時候我用力嗅瓶子裡的氣體，很刺激，每一下撞擊都像彗星撞地球，我覺得我的大腦像要脫離頭殼飛出外太空，一切都非常美好。

與國竣的重逢也因為回歸。做完了回流港人的專題後，主管還挖空心思要做更多不同具代表性的人物。我不知為甚麼想起了國竣與劉全。他們都是在海外出生與成長的華僑，在回歸前被送到香港讀書，但父親不約而同地都仍留在外國。

與國竣分手那年我們才中五，會考前夕。他說，要不要試試三個人？我搖頭。但他早已約好的男人，我說「不」的時候已垂著下體站在面前。分手時國竣並不太傷心，反正只是尋開心的玩伴。再見面他也沒有尷尬，倒是我有點不好意思。他遞煙過來：「食枝煙放鬆下。」我便吸，原來是大麻。

為甚麼父親送他來香港？他說，不用擔心排華。他家在雅加達開店，賺當地人的錢賺多了，但每次有排華事件都首當其衝。「來香港便不用擔心。」但不全家過來？「在香港怎及得上在當地做生意。」他說，但不想繼承生意。他在香港無所事事，買樓收租，炒股，從不用打工。

「使乜咁辛苦？日子要開心過。」他說，便擁吻我。

柏丞當然不會知道。

國竣的母親仍然早出晚歸，有自己的尋歡方式。訪問稿刊出時我替國竣和劉全都用了化名，描述東南亞華僑家族在海外賺個盤滿缽滿的意氣風發，與面對排華的驚慌。而即將回歸祖國的香港是最佳避風港。故事寫得很肉麻，而這些華僑家庭都說回歸很好，未來很有希望。但我永不會聽到他們的真心話，或者他們說的便是真心話，我卻總是半信半疑，正如我也不肯定回歸是否便是光明。

主管並不關心他們說的是真心抑或假意，只強調著不用提他們的國籍。「就讓讀者記住他們『華人』的身份便可以，不必知道他們是印尼人還是菲律賓人。」

這些不是我這個實習生需要擔心的。我只需擔心柏丞會否知道。那一次之後，我嘗試刻意避開國竣。但要過日子便要懂得放鬆，國竣說。我無法反駁。

柏丞終於選擇轉行。他的電台並不是主流媒體，香港聽眾極少。我說，我間報社也不是主流的，我做的事情也沒有人關心，但這樣不正好可以放膽做自己想做的東西嗎？他搖頭，對自己認為很重要的題目無法得到重視感到沮喪。

「不過是打份工。」我說。但先後入職的年輕同事都一一離開，我沒有問他們是否與柏丞的心情一樣，也繼續做我想做的題目，只是，偶爾，常常，需要一點點，或者許多的包裝。

柏丞受不了的便是這種有話無法直說的狀態。我們便吵架。「你要可以有話直說，還需要躲在香港搞gay？」

他一下子沉默起來，臉黑得很恐怖。

我開始忘記了那段忙碌的日子裡做過的任何一個訪問或專題，日子就這樣過去，沒有留下痕跡。金融風暴，沙士，這些事情彷彿與我有關，又好像無關。做副刊的好處是我們可以選擇吃喝玩樂，警方頻道裡被截聽到的暗號總是「空中飛人」，我們也有本事把崩塌的世界說成消費至死的極樂。

那幾年死去的人確實很多。柏丞的兒子不知道是誰的轉世，出生時風雨交加，天文台掛起十號風球。我說，不會有事的，他是背負著風雨而來，註定要改變這個世界。柏丞便帶著憂慮笑了笑，又趁沒人時偷偷吻我，在背後牽我的手。孩子叫小風，我說，有個女兒便可以叫小雨。柏丞似乎聽出我的醋意，不敢接話。然後我在他進入手術室時離開，沒有道別。

後來小風的爺爺來香港探孫，順便逛超市、便利店和各個零售舖頭，看他們家賣的即食麵在香港反應如何。也順便教訓了柏丞幾句，在銀行玩了幾年也該夠了。

柏丞找我的時候我便知道他沮喪。他結婚後我們難得有機會見面，要不然便總是有第三者在場，我只是他一個相熟的朋友。第三者說：「唔好意思，要麻煩你專登送資料過來。」我說：「唔緊要，反正我和柏丞好耐無見，見下都好。」見下都好不代表見了就會好。

國竣問我：「你地兩個點？」「都係咁。」我次次都這樣回答，但我們都知道不會有永遠都係咁的狀態。在僅有的只有我們兩個的空間裡，我只能盡力撫慰他。但這個時候的柏丞，不論說了甚麼甜言蜜語都不要相信，他只是需要一個安靜的依靠。

有時他會哭。我們住在山上狹窄的單位，但看不見山下的燈光。601號巴士會兜兜轉轉上山，改了在私人銀行上班後，柏丞便買了車，上山時可以自己扭軚，兜兜轉轉，遇到巴士站不用停。

我們以為這是自由之地。但再怎麼自由，也及不上國竣。不用工作，不必擔心生活，有煙便抽，有酒便喝，偶爾與男的睡，偶爾與女的睡。偶爾離開香港。

年輕的同事也離開，年長的同事也離開。這變成了一種潮流。柏丞說他也考慮離開。「那我呢？」這是我第一次問他，關於我們兩個人的關係。他沉默不語。他打高爾夫球，打網球，陪著客戶穿上粉紅色衣服參與「Pink Dot」活動，小風在媽媽的懷抱裡玩耍，妻子與銀行高層和客戶的妻子們在說笑。但我從來不去這些活動，生活太累，何必劃出讓自己可以笑的範圍，硬要與眾同樂。

他說：「咁唔好咩？起碼大家都享受。」「你享受嗎？還是你打算下一年的活動帶我去？」

國竣也不去。我們便一起去喝酒，醉了便在國竣的家裡做愛。但我不知道自己要甚麼，好像如此這樣也不錯。而劉全每年暑假都會來香港，只逗留那麼幾天。有一回他說：「許多年前你做嘅嗰個回歸專題，有時我都會諗起，點解我要來香港。」他問過許多次自己的父親，為甚麼把自己扔在香港這個地方。但他找不到自己想要的答案。

來香港時劉全不一定會找我，只偶爾心血來潮才約我吃飯。「無聊時看舊片，有一齣叫《打蛇》的，偷渡來香港的主角一直以為『鑽石山』遍地是鑽石，很好笑。」劉全說，每一個來香港的人似乎都背負著某一種熱情，嚮往著美好。但事實上所有地方都一樣的千瘡百孔。

「咁點解你年年都要來一次香港？」散散心透一透氣也好。劉全說，哪怕是紙紮的公仔，香港的也做得特別逼真。他的中學時代在香港度過。我們的校舍在一棟商住樓宇裡，佔了地下一樓二樓和三樓，小息時去廁所要排十分鐘隊，上體育課時便走十五分鐘到政府球場，放學後有的同學會搭電車去維多利亞公園玩，有的會到對面新光戲院睇戲，傍晚的北角碼頭，每十個人便有五個是我們學校的學生，多數在喝啤酒。而我們都未到十八歲，只是需要逞強。劉全問我：「半打真係飲得曬？」我看了看那些啤酒，不過與可口可樂一般大細，便點頭。四五個學生帶著半打啤酒大袋薯片魷魚絲，對著黑色的海，最後每人只喝了一點點。劉全喝得最多，把一罐都喝完了。「唔好浪費。」他家裡是做生意的。

有一年他一下飛機便打來找我，我剛好在國竣家裡，看見他的來電顯示便不敢接。國竣問我是誰，我說，不知道。也不敢拒絕來電，國竣便伸手拿了過去：「喂！」

迫遷菜園村時柏丞又換了工作。而主管則常常接到租客的投訴，有時是冷氣機滴水，有時是洗衣機無法去水，有時是電掣有問題。主管便對著電話答：「好，聽晚十點我過來整。」旺角台式飲品店開得如火如荼。獨立Live House收到罰單指表演噪音超標。我被調到新聞部負責專題及人物專訪，從此再沒訪問過任何一個我想訪問的人。在選舉落敗的建制派議員數落黨友，老總把訪問稿刪去三分一。「我不是要保護這個議員，是要保護建制派。」老總語重心長對我說，我說：「知道。」

柏丞後來便再沒有看過左派報紙，我們都知道熱血也有期限，愛情亦是。他少了哭，至少不在我面前哭。離開銀行，他現在做的是出入口貿易，是小風爺爺集團下的一間公司。柏丞說，媒體公關、融資、物流等專門知識都是生存下去必須的。我便知道再也無法把他留下。他在香港住過兩座山，一座是剛來港時租住的劏房，一座是我獨居的小屋。他結婚時我便應該知道山上風景早已被他拋棄。

小雨出生時我並不知道，陪著柏丞在產房外等候的是小風。六七歲的小孩子，會抬頭問：「爸爸，妹妹會唔會生得同我好似？」柏丞便說：「你想妹妹似你定似爸爸？」

沒事做的時候我便去赤柱探國竣。他在家中開派對，無遮無掩，毒品任食。鄰居投訴聲浪太大，就這樣被判了刑。雅加達的父親沒有來，香港的母親離了港。他曾經告訴我，來香港的原因是這裡很安全。我們隔著玻璃苦笑，他憔悴了很多，叫我帶些練習簿給他。「以前唔讀書，依家時間多到唔知點用。」每天便只是看著天花板發呆，數空氣中灰塵的浮動。「做下練習打發時間都好。」

我這才發現自己沒有可以找的人。劉全問我，要不要到他公司工作。我問：「你喺香港開分公司？」他搖頭，要我去菲律賓。我連菲律賓話都不懂得說。

「我阿爺到菲律賓果陣，靠打金養活大陸和菲律賓兩個老婆同十四個仔女。」劉全說：「嗰陣佢都唔識菲律賓話。」但佢阿爺不是在香港打金，我也不懂得打金。

令我意料不到的，是報紙總編輯在街頭被刀手追斬，令柏丞下了離開的決定。「總有一天要走。」他說。我知道，留下來只不過是自欺欺人，以為一切還不錯。而小雨其實不似爸爸也不似媽媽，但小風說似自己。

柏丞問我要不要去台灣。我才猛然醒悟過來，出生時的風平浪靜，我並沒有背負甚麼使命而來，也不必以為有甚麼東西需要我來守護。

主管還是沒有退休，雖然他已經幾層樓收租。同事來來去去，請人時主管便問：「有無睇過我哋報紙？覺得點？」我覺得這個問題愈來愈難回答。但來面試的人，有許多其實不必回答，所謂面試不過是個走個形式，而新同事換得愈多，我的普通話便愈流利。

他問我是不是有甚麼不滿，我搖頭。他再問是不是做得不開心，我也搖頭。「趁年輕還是要多些歷煉，看看這個世界。」我說，他便嘆氣：「現在很難找到贊同我們理念的年輕人。」我不敢回應這句話，就像我不敢回答柏丞的要求。

「你想在台北還是在台南都可以。」他說。但在台南或台北，和在西營盤或觀塘有甚麼不同？我們連海港兩岸不到兩公里的距離都守護不了，哪怕我們在一起時總是說廣東話。「去食煲仔飯。」「不如我哋去荷蘭好唔好呀？」「對唔住，今晚我過唔到來。」他堅持不說國語，但他的粵語說得再好，都帶著外鄉人的尾音。

我想，哪怕我的普通話說得再流利，不論住在台灣哪個城市，也是外鄉人。柏丞沒有想過我會拒絕，我們沒有說過在一起，也沒有說過要分開，兩個人就這樣不清不楚卻互相意會的狀態發展下去。這是他第一次提出要求，而我說不。

要找到中學時用的練習簿，我走了好幾間舊書店。中三那年的作文堂，老師叫我們寫自己最熟悉的一個人，我想了許久，然後寫了自己。後來他投去左報文藝版，聽說登了出來。

報紙廣告在推銷海外物業投資，不同的投資講座在港九酒店輪番上場，紐西蘭、澳洲、倫敦、泰國、馬來西亞。我一打開報紙便看到，在地鐵站也看到，墨爾本市中心，倫敦大學區，曼谷新興中產區，首期只需十萬港元，二十萬做業主，每年三厘回報，包有租金收入。這些年很多人離開，也來了很多人。只是我不懂得菲律賓話，我的外公也沒有在宿霧打金。我沒有帶著甚麼使命出生。

但也許我可以選擇自己想要守護的東西。

劉全說：「聽講你放學去左白粉仔屋企，係咪請你食白粉？」我說：「痴線喇你。」那一年，我的作文功課在報紙上刊登，柏丞有了人生第一次性經驗，彭定康上街食蛋撻。這個世界貌似美好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