認識馬修時我還未做手術,他已進出醫院多年。如今他每半年覆診一次,每次都是折磨。那時我還住在啟德樓,沿著協和街往上。高雷中學門前有一個巴士站,放學的學生站在那裡排出一條條隊伍,假日卻很少人。

「那時候我張床便在窗邊,唯一的娛樂便是看著窗外。還有力氣坐起來時,便常常看著在巴士站等車的人群。」馬修說。所謂的「那時候」,其實距離現在已十二年。

後來他有創傷後遺症,害怕巴士站和人群,害怕陌生人的接觸,到醫院覆診便會出現幻覺,一個個淡淡的黑影來來去去,像在尋找逃逸的他。觀塘巴士總站變成住宅地盤時塵土飛揚,出入的居民都戴上了口罩,他一看見便忍不住顫抖。

事件發生六年後我才認識他。據說他是康復者,但他苦笑,藥物副作用引致骨枯,至今無法工作,無法負重,每年見兩次醫生,精神科的,長期吃藥。

但他是康復者。在官方有關沙士的紀錄裡,他是在鬼門關回頭的勝利數字。馬修沒斷過自殺的念頭,寂靜的夜裡耳邊便響起充斥病房的呻吟聲,渾身無力,周身骨痛,窒息。

「姑娘,我好辛苦呀!」呼叫的聲音此起彼落,他要花好大的力氣才把當年患病的感覺趕出腦袋,然而第二晚他們又再回來。

馬修知道自己永遠無法康復。

認識他那年,我因急性腎炎昏倒送院,後來確診急性腎衰竭。

「腎臟這器官很有趣,每人都有兩顆,但其實只要有一顆便可以維持身材的機能。」我說。他說:「嗯。」

「可悲的是,正是因為有兩顆,我們難以察覺器官的衰竭,直至發現時,已經是末期,再也無法補救。」我說。他說:「嗯。」

「幸好的是,腎病病人通常短命。」

「那很好,我應該也活不長。」他說。他幾乎不出街,在家的日子百無聊賴,便畫畫,又紅又黑的圖案叫人毛骨悚然,偏偏用的是水彩,軟軟的癱在畫紙上。以前他畫素描,黑色的線條簡潔,建築物的輪廊清晰。物華街攤檔,裕民坊公園,銀都戲院,匯豐銀行,淘大花園,佐敦谷。還有巴士站。

後來開始有顏色,他用紅色為人物上色,啞亮,像未發出來的高燒。但背景用鉛筆一筆筆地塗黑,像黑色的雨。

馬修最愛畫窗子,透過一格格的窗花看出去,有時是日蝕,有時是山崩,有時閃電,但永遠都是被困的視角。他說,那個時候見得最多的不是病床之上的天花板,而是窗外透進來的光。

「聽說有人喝黑豆水,差不多掉光的頭髮也重新長了出來。還有人去行山,一步一步的,後來便很健壯。」我說,但我不可能與他一起去行山。

然後我做手術,劏開肚皮,在肚子裡種出一條塑膠導管,把一公升透析液灌進去。我們叫這是「洗肚」。液體在肚裡晃呀晃的,像有個海,但無法撐船。

那一年街坊陸續搬走,我開始沿著協和街走到聯合醫院,高雷中學對出的巴士站一直都在,而馬修搬到我家,入屋前用漂白水仔細拖地、清潔家具。

認識馬修與劏肚皮之間,只隔了一星期。後來發現他有潔癖,總是拿著消毒紙巾左抹右抹,而我因為換透析液的原故,也要求無菌的空間,我們彷彿是因為生理因素而被拉扯在一起,倒不是感情。

我說,覺得自己是個廢人。他沒有回應。一公升的透析液填滿了腹腔,我一天只喝得下兩杯水,但總要上廁所。胃很餓而肚子很脹。但沒有多久我便麻木了。我們總能適應物理空間的改變。

做完手術,每天三次更換透析液,上班時便躲在倉裡,關掉冷氣避免空氣的流動,用消毒紙巾抹乾淨身邊的東西,然後坐下來看不同箱子的紅酒標記,也看混濁的透析液離開身體,就像洗手盤拔掉了水塞,體內的海水旋轉著流走。然後新的透析液放在高處,一點一滴流入,大海又回來了。

但這個大海無法孕育生命,並且,看不見光。而我無法搬動重物,每次點貨執倉,一箱箱葡萄酒,一打的,半打的,木箱的,紙箱的,在層架上來來回回,我只點數,同事們則用力把箱子搬上搬下。在這個勞動裡我被排除在外,甚至,被他們私下的絮絮叨叨排除在外,成為被議論的對象。老闆不知道,但總是叫其他同事:阿賢,阿花,Elsa。他們便百般不願意地走過去。最麻煩的是展銷會,我無法全日在攤檔幫手,西九龍海濱的和風熙日我都無法參與。於是老闆說:你留守公司吧。

最樂意與我打交道的是地產經紀田生。他打了好幾次電話來,有興趣放盤嗎?現在重建成潮,你這個單位可以賣出個好價錢。但我就是不想搬。我連一部電視機也抬不起,如何抬起滿屋傢俱與書籍?馬修木無表情:「我大概可以抬起十五本書。」他說,他需要長期進食鈣片。

但田生很熱情:「我認識很多做搬屋的,可以幫手搬。其實現在邊有人會自己搬屋?萬一唔小心整傷條腰便不好。男人始終腰骨很重要。」我差點告訴他,身為男人,我連自己的腎也運作不能。

馬修警告我:「我只想穩定與長遠。」我說,我也是。他肉體需求不多,害怕接觸,總有種勉強的感覺。我則在手術後失去了自信,不敢露出種了導管的身子來。

我們的第一次幾乎在吵架中發生。我想關燈,他不想。他害怕關了燈後觸碰到別人的身體,不知名的,可能藏有各種惡菌,我卻怕自己的身體被看見,然後我穿著上衣,我們用手互相解決。

「只要肯花錢,沒有解決不了的問題。」田生說。

錢可以解決很多問題,包括性慾。以前我會光顧同志按摩,或者是,私按。有的人稱為邪骨。但邪骨是異性戀的玩意,我們說:Happy Ending。我最常去的那間在旺角,跳上地鐵,由觀塘、九龍灣、彩虹、鑽石山、黃大仙、樂富、九龍塘、石硤尾、太子、旺角,然後在油麻地下車。其實只是觀塘,黃大仙和旺角三個區,但脫離了地鐵站名我便分不清方位。

師傅叫阿華,23歲,是游泳健將。家人以為他在外資公司做文員,但他卻在旺角某大廈的劏房裡,全身脫得精光,一邊替我按摩,一邊用身體挑逗。按完他便問「屌唔屌我?」我說好,他便一邊替我套上安全套,一邊抱怨:「上次社工來探訪時免費派的安全套太厚,被客人投訴。」

在我插入前他先發短訊與下一個客約好時間,然後翹起屁股,跟著我的節奏呻吟。

我應該是他最後的客人。那天我在射精時昏倒,他以為是馬上風,顧不得穿上衣服,急忙叫白車。但其實是急性腎炎。

後來他發短訊給我,說劏房那邊已退了租,他找了份公關工作,同樣要對客。做私按雖然自由,但屋租、香薰精油、潤滑劑安全套、毛巾清潔,成本也很高,七除八扣,做皮肉生意也不過是普通白領的收入。被我這麼一次無故暈倒的意外一嚇,他還是決定從良。我們叫這是從良。

馬修當然不知道我的過去,像我不知道他的過去一樣。我們是因為命運被拉在一起,而不是愛情。

他在沙士一役失去父母,因為父親名下有一個單位而獲得較少援助。我以為那些援助是可以幫助他過世的,原來當大家遺忘了沙士,便也都遺忘掉這些所謂的康復者。認識我時他已賣了樓,身家花得七七八八,後來便搬到我家裡。

如今我們互相取暖。

「只要有錢,沒有解決不了的事情。」後來田生又說。我們都知道。費森尤斯藥廠每個月送一次貨,一箱箱透析液堆疊起來,把房子都遮蓋住。馬修在畫裡畫那些牆一般的紙箱,藥廠的標誌很大,箱子裡有我,肚皮腫脹,也有他,手腳扭曲。我們都知道這將是永恒,而永不會來到的是我的換腎,或者,他的人工關節。

但馬修極力慫恿我賣掉房子。其實並不會賺到太多的金錢。我要到後來才知道他的心意。

那天我第一次當0,仰躺在床上,他把我的腿分開,或者併攏,我失去自主的能力,要不腳底抵著他的心口,要不鈎住他的腰部。他用力插進來,我分不清痛楚,失去拒絕的意志,腹腔導管的蓋子不知道甚麼時候被打開了,他直到完事才發現,哭著說對不起。

那一次幾乎要了我的命。我不肯定自己是不是第一個因為做愛引致腹膜炎的腎病患者,但醫生直接地說:「下次要小心點。」我努力要辯解,那是我第一次做0,但怎麼也辯解不了。我躺在病床上一個星期,高燒一直不退,像患上沙士的馬修。

他積極改變與我的相處方式,搬動家裡的擺設,把床頭換成床尾,把沙發與電視機換位,飯廳變成客廳,仍顯得有點躁動。他不再畫畫,彷彿有很多事情要做,卻甚麼都沒有做。我只能看著他失手打碎家裡的碗,筷子悄悄地失蹤,心裡湧起一股悲哀。

老闆問我:「不如把你的合約改為銷售好嗎?」我本來是採購,一年有半年時間在外地,出席不同的展銷會,品嚐來自世界各地的紅酒。雖然公司代理的酒品並不太多,也沒有自己的門市,但我們總得準備好各種的味道與配搭,為公司的顧客提供意見,比如說,香港的舖子最多的是劣質甜味的Riesling,我們便要在德國產地為客人找到不同甜度和酸度的白酒,紐西蘭的有機紅酒只能迎合某部份顧客的堅持,意大利酒如何配搭。同事們等著我的報告,並隨時可以為客人代購。

只是我再也無法拖著幾袋透析液坐長途飛機,雖然費森尤斯可以預先將透析液送到指定的酒店,但在十二小時的航程上,我已錯過了三次洗肚的時間,還未下飛機,我應要送進醫院了。

老闆有點難過。香港的葡萄酒代理多不勝數,我們為客人度身設計的訂購服務雖不致從此中斷,但每年的新酒再也無法更新。我的味道只能成為記憶。

我要轉當銷售。我對馬修說。他隨手用筷子捲起畫作,把紅紅黑黑的背景與人物變成一根根紙製的棍子堆疊在一起,那些畫只有我看過。我們的情緒都不太平靜。但身為銷售,我無法跟進展銷會,無法執倉,我不知道接下來,會否需要轉為接待員。

田生的電話隔幾天便來:「現在的價位已經是當年的三倍了。」他說。「是嗎?那到了四倍你再打來吧。」我掛斷電話。馬修說:「三倍也很不錯。」他新買的碗與筷子我有點不習慣,吃的飯像沒有味道。回醫院的路仍是那條,但山坡下的街道揚起塵,市區重建局的新樓已經開賣。也許,三倍真的很不錯。

我再沒有見過阿華,他的短訊也早已刪除,我不知道馬修的浮躁從何而來,也許,他只是接近覆診的日子。但他開始在網上瀏覽各式單位,然後把位於新界的各種村屋照片傳給我:「這些地方似乎都不錯,而且位於鄉郊,人也少。」

我不知道這樣的村屋有沒有石屎路,好讓藥廠可以直接把透析液送進屋,但我知道住在離島的話,他們需要額外收取運費。

「其實三倍真的很不錯。」田生說,「不過叫價可以再填高點。」填代理協議書時田生這樣說。他幫我填了個價錢,九百五十萬。我買這個單位時,它才叫價三百萬。

然後我們開始清理家裡的東西,兩個都無法搬搬抬抬,能扔的東西便都扔掉。於是夾在書本裡當書籤的幾張相片便在執拾中滑了出來。那是與前度的合照,我們剛拍拖時一起添置傢俱碗筷,一起吃煮得很難吃的食物,可是照片中的我們依然開心。我早已忘記了照片的存在,而裡面所有的背景擺設都因為馬修而變得面目全非。那彷彿是前世的回憶。

我這才醒悟馬修希望搬離的原因,腹部的傷口便隱隱作痛起來。

然後田生再打電話過來:「八百九十萬你賣嗎?」我說:「你不是說有三倍嗎?」「但樓市前景不太明朗,這個價錢有點難做。不過我再盡力幫你爭取。」他自動掛斷電話,聽說股市暗湧處處,而財經版日日都有專家說樓價至少要下跌三成。

馬修急不及待要割斷我與另一個男人的回憶。哪怕我與那人早已分了手好多年。但馬修對於陰影總是難以擺脫,至今他仍無法坦然沿著協和街走上醫院,於是他愈發的偏執,上醫院總是要搭的士,然後在網上挖出我前度的種種故事。而我不知道搬離觀塘後,是要花兩個多小時來回覆診,還是轉介到屯門醫院覆診。

轉換醫院與否馬修並不關心。他每次回精神科總是說同樣的事情,夜裡的掙扎,無法排解的念頭 ,陰影,幻象,抑鬱,醫生無法幫助他。「把故事告訴別人,告訴你男友,告訴朋友,或者可以幫助你面對。」馬修不知道這樣重覆的話言是不是例行公事,然而把事情再說一次當真有幫助嗎?他早已述說過許多,在沙士完結時,在一周年時,在十周年時,他在陌生的記者面前扮演著康復者的角色,把死裡翻生的經歷和骨枯的苦況一再描述,而夜裡依舊睡得很差,耳邊仍是痛苦的呻吟與病房機器的鳴叫,我卻因為他不願坦白告訴我關於搬遷的真正想法而感到煩躁,甚至對於他曲折的想法而感到不耐煩,於是互相取暖變成互相厮殺。

也許非得如此我們才能得知自己實實在在地生存著。但馬修並沒有變成了1,反倒買了一種又一種的性玩具,而我漸漸對失去身體的主動權感到麻木,夾在書本裡那幾張作為書籤的相片不知道是被馬修扔掉了,還是被我藏在更隱密的地方,再也無法看見。

房子最後以八百五十萬賣出,而樓市前景忽然變得明朗,然而田生遊說我們高價購入一間村屋,便在嘉道理農場附近,地下連花園,藥廠的透析液可以順利送進屋,而我們兩個可以逛著嘉道理那並不陡斜的山路,視之為運動。

馬修他不願意重複我前度的角色 ,在床上變得狂野,拿玩具玩弄我的身體,甚至偶爾會將我的導管綁起,用假陽具滑過傷口然後插進我的身體。我渾然忘記了自己的身體,無法給出任何反應,終於還是遞上了辭職信。醫院的病人服務中心為我介紹了幾份工作,比如說,博物館的保安,比如說,社區中心的辦公室文員,我不知道該挑哪一份去見工,只記得自己好久好久沒有喝過酒。

後來,我再沒有沿著協和街走到醫院。